涂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区治理、公共服务。陈颖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服务。胡澄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居民参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技术-结构’视角下政社交互式应急协同效能研究”（24BZZ028）
社区居民参与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区居民参与是指社区居民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既包括参加社区居委会选举和社区居民会议等正式方式，也包括邻里互动、参加志愿活动等非正式方式。
社区居民参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其核心在于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能够主动参与处理社区事务，共同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第一，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事务能够直接表达诉求，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第二，社区居民参与能够增加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提高社区内部的凝聚力。第三，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和创新性建议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和优化。第四，广泛的社区居民参与能够整合多方资源，形成治理合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社区的发展离不开广泛的社区居民参与，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然而，我国的社区治理却面临居民“弱参与”困境，存在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层次低和参与深度不足等问题。因此，如何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是当前基层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是社区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对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有学者基于理论模型进行探讨。比如，运用WSR理论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资源-制度-居民参与”分析框架，研究资源、制度和居民参与的协同作用对垃圾分类效果的影响；从参与式治理理论视角，聚焦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策略；基于治理理论，“将公众参与路径划分为政府维度的行政力量主导型、社会维度的第三部门力量主导型、基层自治力量主导型、传播和宣传力量主导型，以及自身力量主导型等五种路径”；“基于多中心治理等相关理论”，强调“村民能民主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制度环境，对于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至关重要”；运用OrderedLogit 模型对上海市、深圳市和广州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经济、生态价值感知等自我因素以及制度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等组成的社会资本因素及居住的社区特征等嵌入因素对其行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基于居民主体性视角，剖析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困境，建议充分发挥居民主体性作用；基于政治学社会动员理论，分析“不同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南省809 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农户垃圾分类高参与意愿与低参与行为同时并存的原因”；“以计划行为、社会促进和强化理论为基础”，“探究居民对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差异化参与机制及其背后要因”。
有学者通过对特定社区或案例的实地调研，对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进行分析。比如，基于BN市垃圾分类试点案例研究，提出社区参与分化的四种“理想类型”；聚焦上海市某社区的垃圾分类治理模式，剖析其成效与困境；通过对浙北某村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探讨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
已有研究为理解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和丰富的实证依据，但仍存在三点不足。第一，理论应用较为单一。多数研究仅从单一理论视角出发，未能充分整合多种理论进行综合分析，因此难以较为全面地揭示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复杂机制。第二，忽视对行动者互动关系的研究。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过程中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而行动者之间的协同合作对于垃圾分类的有效推进至关重要。第三，研究视角存在局限。部分研究过于关注外部激励政策，忽视了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内部动机，未能深入挖掘责任感、规范等深层次的道德因素和环境因素对社区居民心理的潜在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H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实践，尝试从网络关系的视角整合多方行动者的互动，以弥补现有研究在视角和方法等方面的不足，为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提供参考。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下简称“ANT 理论”）是由米歇尔·卡隆、布鲁诺·拉图尔和约翰·劳等人提出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一书中指出，“传统社会学的问题在于对社会学的socio-和-logy两个部分的双重误解”，“社会是许多异质性事物之间的联系”。基于“联结的社会学”视角，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包括行动者（Actor）、网络（Network）、翻译（Translation）等内容，强调多元行动者的联动、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以及利益协调机制，能够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为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研究之所以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构建社区居民参与分析框架，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第一，社区居民参与涉及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政府、志愿者、企业等多元行动者，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行动者如何通过冲突、协商、合作共同决定社区发展的方向。第二，社区居民参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多元行动者的角色和关系会发生变化，而行动者网络理论重视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第三，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仅关注人类行动者，还强调非人类行动者，比如资源、政策、技术等在社区居民参与中的作用。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分析框架，能够从多个角度对社区居民参与进行分析，具体分析框架见图1。
行动者不仅包含人类行动者，比如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政府、志愿者和企业等，还包含非人类行动者，比如设施设备、政策和数字技术等，两者共同构成了行动者网络。建立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协作机制是社区居民参与的关键。
在人类行动者方面，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主体，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垃圾分类的成效。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通过组织社区居民会议和宣传活动等方式向社区居民传达相关政策和普及相关知识，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在非人类行动者方面，设备设施包括社区的公共设备和基础设施等。政策包含法律法规、社区规章制度等。数字技术包括智能设备、手机应用程序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合理配置能够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良好的条件。
网络构建与互动是社区居民参与的核心环节。社区居委会通过开展宣传和动员活动将政府和社区居民连接起来，初步形成社区居民参与网络。随着工作的推进，志愿者、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逐步加入，网络结构逐渐稳定，多元行动者的角色和关系更加明确。
网络构建方面，在网络初创、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中，各行动者之间的合作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共同推动社区活动的顺利开展。社区居民作为直接参与者，通过日常的社区参与行为推动工作开展。社区居委会作为连接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桥梁， 负责政策传达与组织协调，以及设施建设与资源协调。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提供资金支持，做好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志愿者负责宣传引导与监督反馈，并进行榜样示范。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后端处理，提供技术支持和资源保障。
网络互动方面，社区居委会通过组织社区居民会议、宣传活动等方式与居民进行面对面交流，解答居民遇到的问题。政府通过社区公告栏、手机应用程序等平台向居民传达政策和普及知识。社区居民之间通过邻里互动、社交媒体等途径分享相关经验，互相监督和鼓励。
在翻译与转译过程中，多元行动者的需求、利益和目标被转化为共同的行动方向，主要包括利益表达与协商、利益整合与共识达成两个阶段。
在利益表达与协商阶段，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在社区活动中需要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参与社区居民会议、回应意见征集等方式，向社区居委会和政府相关部门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邻里互动等渠道与其他居民进行交流，形成集体利益诉求。
在利益整合与共识达成阶段，需要平衡和协调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促进各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合作与互动。
在行动者网络中，通过利益表达与协商，各行动者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交流。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行动者的利益进行整合，寻找共同点和平衡点。
构建持续参与机制是保持社区居民参与长期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强化认同感、建立信任感能够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是促进居民持续参与的重要因素。
建立激励机制对强化社区居民认同感至关重要。物质激励是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热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直接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需求，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精神激励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心理需求，增强其参与感和成就感，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的内在动力，使社区居民从“要我参与”转变为“我要参与”，从而实现社区居民参与的可持续性。
完善的制度保障是建立社区居民信任感的重要基础。在信任机制方面，各行动者需要不断加强沟通与交流，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以保持稳定的信任关系。在反馈机制方面，及时反馈信息能够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促进社区居民持续参与。
此外，社区还可以通过营造文化氛围和加强互动交流等进行文化建设，从而为社会居民参与提供精神动力。